材料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自号船山逸老，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他青年时代立志改革社会，明亡后起兵抗清，晚年隐居著书，留下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他总结明亡的教训，对整个传统文化展开总结、批判工作。他学识极为渊博，对经、史、子、集诸部均有较深造诣，在天文、历数、医理乃至兵法、卜筮、星象等方面，亦有旁通，而且留心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学。王夫之的著作富有批判精神，主张天理寓于人欲，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思想。他在哲学本体论与价值取向上判定老庄哲学和佛教理论为“异端”，在思想方法、具体认识方面又吸取其合理认识。王夫之很善于熔铸大量的先行思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博大思想体系。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套书》

材料二   近代中国部分学者对船山学研究情况简表

——据刘觅知《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整理

材料：

善书（古代民间流传的劝人从善的书籍总称）于宋朝正式出现，盛行于明清。善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圭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其伦理精义，亦杂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文义上的通俗性与操作上的简易性使善书大行其道，与戏曲、箴言及家礼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明清时期，善书广泛流传，不论贫富老少、高低贵贱、都市僻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善书的影响。善书的传播主体有善人、宗教界人士、职业传播者、家中长辈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士子也主动参与善书的传播活动。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善书，大多于书末标明“欢迎翻印，以广流传”“欢迎翻印流通，公众自由取阅，功德无量”等字样，筹印善书的人们也免费赠送善书。

——摘编自颜湘君《传播学视阈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材料一：在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中，对人的价值及尊严是十分崇尚的。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孔子始，便一再地强调“入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可谓知矣。”孔子自己也坚守“不语怪、力、乱、神”，把人事放在首位。“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孔子具有比较强烈的非宗教意识和倾向。孔子之后，儒家也基本上是反宗教、反出世的，儒家学者都十分强调人事。儒家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的经典，也没有主张超世脱俗的言论，都是针对现实社会需要的。

——摘编自丁卯《政治规约与思想传播——历史视域下的解放区木刻研究（1937—1945）》

材料二：我国古代、近代历史上，与王朝兴替伴生是孔子思想的“死”与“活”，是孔子的“死去”与“活来”。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彭富春教授在《死去的孔子与活着的孔子》一文中就指出：“通过对于孔子思想边界的区分，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孔子活着的思想，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建立秩序，在一个无爱的时代里宣扬仁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死去的思想，礼制束缚了个体的生长，仁爱限制了情感的丰富。”“一个死去的孔子只会讲《论语》中的话，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

材料三：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发展示意图（如图）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