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孝亲敬长是仁义之本，他强调仁义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必然强调孝亲敬长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引罗汝芳的话讲：“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以显亲扬名，而尽此孝弟慈矣……关于教化途径，黄宗羲认为可以通过学校、书院民间讲学、社会风俗、史、传、志、铭扬善惩恶、法治辅助教化等方式达致良风美俗的境界。黄宗羲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摘自王慧《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史，围绕“法律与教化”主题，任选一个角度，写一篇历史小短文。

（要求：题目自拟，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国家、民族乃至“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简言之，中国万物孕育于中华文明之中。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认同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人的认同则是其文明的产物。中国人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民族国家，而更多地看作文明国家。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像一个古老的地质构造，文明国家是深厚的底层，而民族国家的意识则是浅显的表层。西方社会由民族组成，而中国由文明构成，这种差异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英]马达·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以“文明”或“民族”为话题，自拟题目并用史实说明。

以下为王家范、张耕华、陈江编著的《大学中国史》的相关目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该目录省略部分增加两条或两方面内容，并说明增加理由，需观点正确，理由充分，符合历史事实。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   农业和私营手工业等诸多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人们愈发重视被“天理”抑制的“私欲”。……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目睹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引发社会动荡的王守仁主张以心学来更新理学。

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