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促使中国“内部改变”的指导思想分别有哪些？并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改变中国”过程中有何共同作用？

材料   农业和私营手工业等诸多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人们愈发重视被“天理”抑制的“私欲”。……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目睹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引发社会动荡的王守仁主张以心学来更新理学。

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等

材料一  贾谊(公元前 200—前168 年)，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的合理性，他曾论述道：“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并认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因而，国家的兴衰存亡、长治久安，就系于君王一身，正所谓“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否耳”“天下之治在陛下”。

——摘编自梁安和《贾谊论君吏士民》

材料二  唐甄(1630—1704年)，清初进步思想家，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亦人也”，讽刺说：“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虽为君主，一匹夫耳。”甚至认为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君”也只是一个独夫而已。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唐甄把它比作毒害人民的药石，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的学说。

——摘编自赵宗正《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