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促使中国“内部改变”的指导思想分别有哪些？并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改变中国”过程中有何共同作用？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一  贾谊(公元前 200—前168 年)，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的合理性，他曾论述道：“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并认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因而，国家的兴衰存亡、长治久安，就系于君王一身，正所谓“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否耳”“天下之治在陛下”。

——摘编自梁安和《贾谊论君吏士民》

材料二  唐甄(1630—1704年)，清初进步思想家，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亦人也”，讽刺说：“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虽为君主，一匹夫耳。”甚至认为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君”也只是一个独夫而已。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唐甄把它比作毒害人民的药石，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的学说。

——摘编自赵宗正《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