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图1—4是1941—1943年期间，中外记者在延安进行考察时拍摄的照片。从材料中选取两张相关联的照片，结合所学知识，解读延安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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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是1941-1943年期间，中外记者在延安进行考察时拍摄的照片。从材料中选取两张相关联的照片，结合所学知识，解读延安精神的内涵。

 材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加强党性修养进行党员队伍的建设；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依法治党、从严治党。同时，“三三制”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进步院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和革命干部；“人民文艺为人民”的延安文艺成就斐然。 

 中国共产党主动创办《共产党人》《解放日报》《中国通讯》等报纸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根据地人民生活现状。1940—1941年相继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动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事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抓住国际人士来延安的契机，积极主动地展示自身真实形象，中共领导人多次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美军观察组成员等交流谈话，还多次邀请他们参与延安当地的活动。包瑞德、约翰·高林等国际人士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谈到，延安有热烈的文化氛围，看到的戏剧和话剧都以现实为依据而改编，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 

 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克服艰难险阻，不顾67岁高龄执意亲赴延安，9天的延安之行让他对国共两党有了深刻的对比，感叹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西行访问记》的作者尼姆·韦尔斯说到，“在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四个月以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的及个人的均获得了许多明确的——与无限量的——印象。”国际友人在向国际社会构建真实的中共形象和宣传中共理论方面作了不少贡献，在《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毛泽东会见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中均有体现。 

 ——摘编自周文华，邱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进行阐释。 

材料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下图）位于吉林省磐石市区西侧20公里处。1933年初，磐石中心县委和时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的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红石碰子地区创办后方医院、修械所及印刷所等后勤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抗日游击区，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情况来看，可以将红石砬子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分为四类：第一是以上溶子内主的哨所性质遗存。第二是以火烷房址为玄的居址性质遗存。第三是以性过为主的战斗工事性质道好，由于面积较小，可能是？型的战斗位。第四是以以台地为主的营训性质遗存，可能用作集合、操练会议等。……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依托自然环境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简单军事防御体系，利用简陋的武器依托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摘编自李宁宁、孟庆旭：《从红石砬子遗址看吉林省乐北抗联设址》

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共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Ⅱ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士绅，又称“乡绅”“缙绅”，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主要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这一群体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因此，可以说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地方领袖，通常奔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旨在“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扶危济困，仲裁纠纷，督修和维护地方上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士绅群体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摘编自王雄刚《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材料二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起步，一些士绅开始投身近代实业和教育事业。1906年，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这一时期，各种“新政”和自治机构的首领人员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县议会议员、议长，教育、实业、财务等局所的首领，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地方保卫团局首领等，由于这些人员扮演着传统士绅的社会角色，所以仍被地方社会称为“士绅”。新的士绅是一个权力群体，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官绅阶层。

——摘编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材料三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农民运动构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疾风暴雨，并且以农会组织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权，剥夺乡绅权力。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乡绅政策有所调整，不再张扬“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激进观念，也不再笼统地将绅士作为敌对阶级，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开明士绅”，此举具有明显的统战策略意义。

——摘编自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