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推明孔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继承并发展孔孟荀的思想主张，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新儒学理论体系。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说，就深受孟子、荀子人性论的启示和影响。虽然董仲舒在构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也吸收融合诸子思想，但这种吸收和融合只是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是为了辅助和巩固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二、在国家选士、教育内容和统纪法度上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家经学为统一标准。“推明孔氏”将儒学从与诸子百家平行的位置提高到主导的位置，使儒家学说地位得以提升，为其成为“一尊”奠定基础。

——摘编自欧亚琴《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

材料二   唐代佛教大盛，儒学门庭冷落，“不过，儒学在中唐后仍然出现了一些生机”。这生机之出现，便有韩愈及其弟子之力。特别是韩愈，他不遗余力地抑制佛教的强势发展，接续道统，与佛教争正统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唐儒学复兴之生机，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佛教，但却“为宋明时期儒学的再度复兴作了思想的铺垫”。正是韩愈崇儒排佛，创建并守护道统，儒学才能在唐代儒释道三元一体的大格局下保持正统地位，进而使得宋代充满文化自信，在其频遭游牧民族入侵、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仍能坚守儒道，并吸收禅佛思想而创立宋明理学，儒学也得以再度复兴，走向辉煌。

——摘编自甘也达《韩愈刺袁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

——摘编自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李翱等儒学家。范缜及其前后的儒者先后掀起了思想史上的报应问之争、达性论之争以及影响深远的神火神不灭之争，企图从各个方面批判佛教的哲学基础，以捍卫儒学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魏晋经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直逼两汉，传世的十三经近半数为魏晋人所注。隋代儒生王通毕生续作六经，为周孔之道的复兴呼号，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建王道政治的思想，探讨了道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研究了性情善恶等问题。至唐中后期，韩愈等名儒关于哲学的主题即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辩，特别是在性情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太宗时诏命孔颖达等考定五经，高宗永徽四年（ 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使得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正》

史料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史料二  唐代文化的发展如同由百川分流汇为汪洋大海。朝廷经常举行的儒释道三教讲论就是典型例证。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奠定了讲论的思想基础。活动由皇帝担任主持人，与会者为三省六部的高级官员，参与辩论的是三教中最有声望和学问的“通人”，辩论地点在国子监或内殿，时间多定于朝廷重大节日。讲论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观摩、商量意旨，而参与各方为了攻击对方、树立本教威望，莫不广引对方经典以资辩驳，许多人开始兼明三教。唐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唐后期，讲论发生了变化，思想交锋和学术交流不再是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