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史料二 唐代文化的发展如同由百川分流汇为汪洋大海。朝廷经常举行的儒释道三教讲论就是典型例证。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奠定了讲论的思想基础。活动由皇帝担任主持人，与会者为三省六部的高级官员，参与辩论的是三教中最有声望和学问的“通人”，辩论地点在国子监或内殿，时间多定于朝廷重大节日。讲论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观摩、商量意旨，而参与各方为了攻击对方、树立本教威望，莫不广引对方经典以资辩驳，许多人开始兼明三教。唐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唐后期，讲论发生了变化，思想交锋和学术交流不再是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