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社会,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依据需求和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这一类又有三种情况:一是“耕稳”;二是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方式,如南宋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回,聚粮筑室,相与讲习:三是耕读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这是宋代最为普遍的现象:“补之尝游于齐、楚之郎,见夫带经而耕者,莫非求仕也”。第二类是农民的耕读,如福建建州有半数农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读,江西抚州“其民乐于耕桑,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人物多盛”。耕读模式最具有价值的就是普通农民纷纷读书。济州士人邓御夫,“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济守王子翻尝上其书于朝”。其他如陈荔、陈要、胡融、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同时拥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从而“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统计宋代农书141部,而唐以前历代(含唐)农书总计也不越过80部。宋代是农事诗发展的高峰期,达到其艺术内涵的顶峰,宋代范成大60首《四时回园杂兴》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与乐。
一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