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反映了（ ）

多维视角下的北宋政区改革

材料一：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太宗)雍熙中，天下上闫年图，州、座、军、监几于四百。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天圣析为十八，(神宗)元丰又析为二十三……迨(徽宗)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宋史·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行政区划不是对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既是一种地理区域，又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这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结合北宋政区改革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自秦以后……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并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围绕“治化变迁”自行拟定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据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

材料二

对历史上行政区进行政治地理视角的研究，主要总结了三条规律：一是政区层级在三层到两层之间反复；二是政区边界划分有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大原则；三是政区幅员经过由大到小，又由小到大的波动。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中“三条规律”的认识。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

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基本经验，形成独特的治理模式。

材料一：起源于战国，推行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其权力运作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皇帝支配、中央官僚行政、地方官僚行政三个部分。与权力运作过程相关联的官僚自身管理机制和施政手段，又包括更政、整肃、公文流通和胥吏幕僚四个方面。

——李治安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御史台，学纠察官邪，肃式纲纪。大事则延辦（朝堂集议），小事则奏弹（上奏、弹劾）。

——（元）脱脱《宋史》

材料三：夫道理之先在乎行教化……制札以编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唐）杜佑《通典》

材料四：因时制治，设刑宪（法律）以为之防，欲使惩者知惧而善者获宁，传所谓（古人云）狱者（刑罚）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辟生者也。

——（明）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

材料一  古代时期张家口的历史沿革（部分）

材料二  “俺答封贡”之后，明政府在九边设置互市11处，张家口为其一。由张家口至蒙古库伦（现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的张库商路逐渐畅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给噶尔丹的敕书规定可在张家口等处贸易。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开张家口、杀虎口等五口，内地商人可到蒙古地区贸易。《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执有“路票”者可往来贸易。此后逐渐形成了一条由恰克图（现属俄罗斯）—库伦—张家口至北京的贸易路线。乾隆末年的《闻见瓣香录》记载：“张家口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山西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紫貂、猞猁、银针、海貂……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

——摘编自《明清时期草原丝路沿线城市张家口的发展与职能演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