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乾嘉学派提倡朴学，重视材料的辑佚与考据。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有一则札记为《宋南渡诸将皆北人》。其编写过程纯属“史料之搜补鉴别”，其内容完全是对南宋诸将籍贯的罗列，“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近代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学术追求，一方面体现了方法的简单与朴素，另一方面体现了客观描述的态度。

——摘编自袁宪泼《科学精神与现代学术的地理发现—以罗宗强等为中心》

结合材料，围绕“乾嘉学派和乾嘉社会”自拟一个论题，运用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们又是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表2为明代中后期几位人物的言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 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著名学者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版）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及各时期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汇总。

——据郑师渠等《中国文化通史》

阅读上表，领会作者的编写思路与意图。据此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空白时期进行补写，并说明理由。（要求：补写内容简明扼要，准确把握历史阶段特征，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