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促使中国“内部改变”的指导思想分别有哪些？并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改变中国”过程中有何共同作用？

材料   乾嘉学派提倡朴学，重视材料的辑佚与考据。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有一则札记为《宋南渡诸将皆北人》。其编写过程纯属“史料之搜补鉴别”，其内容完全是对南宋诸将籍贯的罗列，“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近代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学术追求，一方面体现了方法的简单与朴素，另一方面体现了客观描述的态度。

——摘编自袁宪泼《科学精神与现代学术的地理发现—以罗宗强等为中心》

结合材料，围绕“乾嘉学派和乾嘉社会”自拟一个论题，运用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中几位烈妇的事迹。

——摘编自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   农业和私营手工业等诸多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人们愈发重视被“天理”抑制的“私欲”。……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目睹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引发社会动荡的王守仁主张以心学来更新理学。

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等

材料一   下表所示史料均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情况。

材料二   针对一条鞭法，襄阳李公曰：“以各项银差并力差工食合为一处，计银若干数，然后照丁高下，粮多寡，以此银派征之。征毕，则分此以为银差起解，及为官觅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无一事矣。法仍宜民哉……”而黄宗羲则说：“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法……是银力两差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后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杂役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