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促使中国“内部改变”的指导思想分别有哪些？并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改变中国”过程中有何共同作用？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   农业和私营手工业等诸多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人们愈发重视被“天理”抑制的“私欲”。……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目睹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引发社会动荡的王守仁主张以心学来更新理学。

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等

材料   顺治十六年（1659），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任职于清朝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南怀仁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还奉旨制造火炮。他在以往天主教士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穷理学》一书。该书共六十卷，将17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学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纳入其中，阐释了知识的等级和分类，展现了以逻辑学贯穿诸学科的西学知识体系。从无穷、分数、公约数等数学概念，到赤道、五洲、经纬度等地理问题，该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知识。南怀仁还借鉴宋明理学“格物穷理”之说，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名词术语。例如，今天通用的“科学”“理论”和“实用”，被他译为“致知”“致明”和“致用”。因清朝有天主教禁令，该书删除了与传教相关的概念和提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将《穷理学》进呈皇帝。康熙帝认为该书内容荒谬不堪，不予刊印。此后书稿散佚民间，几乎被世人遗忘。康熙帝曾说：“赞美天王（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联意。”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这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所获的最高职衔。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康熙帝下旨表彰，谥号“勤敏”。

——改编自郑天挺《清史》、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等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材料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为天下计，则（郡县制）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史》

材料二：图片①、②、③分别在1858年、1895年、1900年登载于英国著名漫画杂志PunCh。

材料三：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疄，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1894《檀香山兴中会章程》

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至⋯⋯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赔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

材料四：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是个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