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法用战争打破清王朝对《南京条约》“一劳永逸”的愿望，并且《天津条约》明确规定条约“以十年为限”，可以“酌量更改”。随着眼界的打开，清朝君臣对修约逐渐有了新认识。《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些开明的官员纷纷上奏呼吁修约。1898年，总理衙门更是向英国提出“希望修改税则和条约中的通商各款”，虽未成功但迫使英国正面回应了中国的修约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事记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材料一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时，针对日方在国际舆论界的大肆造谣诬陷，国民党中常委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直接领导了澄清宣传工作，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悼念活动，面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控诉暴行。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扭转国际舆论，通过外交渠道向海外澄清事件真相，争取欧美大国对中日交涉的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外交部非正式出面组织了上海中外记者“济南惨案”调查团。调查团包括外方记者四人，他们自7月13日起在济南展开调查，先后在《申报》、上海《新闻报》等媒体上发表报道。

——摘编自李泰衡、田武雄《从歪曲事实到揭露真相：日中双方围绕济南事件的舆论战》

材料二   “济南惨案”爆发后，《新闻报》于 1928年5月5日发表题为《为日兵暴行诘田中内阁与告日本国民》的评论，指出田中主导下的侵华暴行“自为谋者多，为日本国家谋者少”，因此“吾人仅可认为田中内阁对我国之不良策略，决不可误认为日本国民对我有恶意之行为”。发表于《星期评论》第2卷第26期的《对日本在华政治应有的认识》一文，还特别强调日本人是黄种人，是中国人的同宗，因此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总抱亲善主义”，“济南惨案”的发生，当然不是日本民众“一致拥护政府的结果”。上海《民国日报》于 5 月8日发表《为济南日军暴行告日本民众》一文，希望日本民众迫使军阀政府从山东撤兵。5月9日登载《日本民众应积极认识田中的阴谋》一文，指出日本人民同样是田中兽行的受害者，因此“我们中国和日本的革命民众，为了救自己、救民族、救世界起见，应该站在一致的联合战线上面，来揭破田中的阴谋，来推翻田中军阀和奉系军阀的政府命运”。

——摘编自赵庆云《“日本人民”与“军阀政府”的辨析——济南惨案后中国报刊舆论对日认识的一个侧面》

材料：图6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部分重要会议示意图。从图中任选两次会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次会议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说明其原因。(要求：明确列出两次会议，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