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5－1948年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航运企业实力对照表(指数：1935年吨位＝100)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

材料一 农业仓库是一种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各县必须要有由农民银行设立的农业仓库”的决议，大力推行新型农仓建设，这是中国粮食储备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利用信货资金建设仓储设施。这种新式农仓的推行，改变了过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资建仓进行管理的规定，鼓励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中国、新华等银行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业仓库还具有加工、包装、农产运销等业务，可起到活跃农村之效。为指导各地农仓建设，国民政府陆续颁布《农仓法》《农仓业法》等法规，确立了农业仓库的法律地位。农仓也从局限于储藏粮食，扩展到辅助农业生产的功能，加之金融资本的进入使得新农仓在当时获得了较快发展。一定时期内，全国仓储容量大幅增加，对保障粮食供应发挥了作用。然而，农业仓库毕竟属于新生事物，无现成经验可借鉴，在推广过程中出现政府财力匮乏、经营思路单一、农户受益不大缺乏热情、仓储农产品不足、存储设备简陋粮食发霉、不能有效防虫、交通运输障碍等问题，于1937年最终陷入低谷。

——摘编自白丽萍《民国时期关于“农业仓库”的研究和讨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为稳定民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政府着手恢复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粮食储备设施，出台一系列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以甲字粮（国家统一管理的特种粮食储备，主要用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动用权属国务院）、战备粮、周转粮、农村集体储备粮四部分为主的粮食储备体系。

1978年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粮食价格稳中有降，农民甚至出现“卖粮难”现象。为此，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专项储备粮制度，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粮库，完善配备先进的储粮设备。从2000年开始，分别设立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进行垂直管理。逐步建立起以中央储备为核心，地方储备为支柱，社会储备为基础，多层次、全社会的储备体系。

——摘编自金梅、刘洋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