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时期，除典当、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万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

——摘编自朱荫贵《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材料二：“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

——摘自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辨析并说明三则材料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其可用于研究的具体领域。

材料：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城市。他指出中国城市的一些所谓“非主流”特征：首先，城市功能的非商业性。“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

的治所”。其次，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制，不具备行政主体法人资格。第三，中国传统城市没有市民阶级成阶层。“最重要的，城市的团体性格以及“市民的概念(相对于步野人而言)

从未存在于亚洲的城市，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第四，中国传统城市“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例如市参政会)”。

——摘编自涂文学(外力推引与近代中国“被城市化”)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市表明你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材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作过程。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相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的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南宋临安户口蕃盛，从事商业活动者十倍于昔。其中团行如鱼行、猪行、米市、桑市、青果团、柑子团不下二十二；工役如碾玉作、泥水作、裁缝作等不下二十二；开铺经营面食干果等种类繁多，各行各业争相做买卖。

——摘编自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二   福建省是16世纪中期后种植玉米，迄今已有400余年历史。玉米首先在山区广泛栽培，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据记载明嘉靖、万历以前，原产巴西的花生传入我国，称“香芋”，初从海路至闽广。花生传入后，很快传播于闽东南沿海地区。番薯原产于美洲，引进福建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年间到吕宋（今菲律宾群岛）经商的漳州人，把烟种携回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先在石码镇种植。但由于种烟能够带来大笔利益，人们大量种烟取利，甚至有些地方的耕地的十分之六七都是种植烟草。

——摘编自林立杰《明清时期福建农业发展与农业商品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如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制瓷业发达的景景德镇、冶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本是青草滩上的一个荒村，“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信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普，凌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摘编自岳麓版高中新课程（《历史》必修（Ⅱ）

材料一   从17世纪后期开始，茶叶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的龙头。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商获准来华贸易。于是，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和两湖地区购买大批茶叶，经水路至汉口集散，再向北经水陆运输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的“外商”运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在恰克图贸易开始之际，参与茶叶贸易的华商以晋商和蒙商为主，后来则几乎完全由晋商垄断。晋商在关内的大本营张家口，在明代原属贫瘠荒凉之地，物资稀缺，人烟稀少，但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商贸聚集的重镇。

——摘编自刘再起《晋商与万里茶道》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完全依赖中国的局面结束了。1887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被印度超过，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到90年代，福州、皖南等茶叶产地依托民间力量，相继引进茶叶制造机器，形成了一个建立制茶工场的小高潮。与此同时，较具规模的茶叶改良公司也开始出现。1897年，中国最早的农业科技杂志《农学》创刊。在最初两年里，该刊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占据了最大篇幅。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摘编自李长莉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材料三   二战后，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呈现多极发展的趋势。随着西欧国家的实力开始制弱，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相应地，印度、斯里兰卡茶叶出口一统天下的局面和英国进口大国的地位均发生了动摇。随之而起的是亚非地区的肯尼亚、越南、印尼、乌干达等国的茶业崛起，并成为新兴的茶叶消费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业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茶叶生产量超过印度，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的产茶国。目前，中国茶叶内销市场旺盛，出口贸易在总量上基本保持世界前三的位置。此外，俄罗斯和美国成为新兴的茶叶进口大国。

——据盛敏《千年脉动：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与茶叶出口贸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