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材料 在长达数世纪的分裂与战乱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民间普遍信仰鬼神，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各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这一时期的地域性特征愈发突出。地域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经济和政治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族分布和社会风俗等。而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交融，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交融，

——摘编自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