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史记·商君列传》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这就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认为农业、耕织是生产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末业。尤其是从商者不事生产，他们只是转贩农民生产的粮食、丝织品、布匹等，只会妨碍农民的利益。商鞅实行授田制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有稳定的赋税来源和兵源。这直接关系到耕战政策的实施，所以他把“事末利”和“怠而贫”者同论，法律上治以重罪。法家的法，不但没有保护新兴的工商业者和农民的地位、利益，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因严刑苛法而更重。严刑苛法、赋役加重再加上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农民更快地破产，以至于扩大了奴隶的队伍，使其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同盟军。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春秋初年，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展变法。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魏国成为战国时期新兴国家，国土位于中原腹地，东临齐国，西面秦国，南与楚国为邻，北面为赵国，地缘居于劣势。李悝曾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多次率军与秦交战，经历了数年地方军政磨砺，提出变法的思想，切中魏国时弊，得到魏文侯的赏识，全面推行变法。废除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世袭俸禄，招募贤才，据能力选拔官吏；废除井田制，鼓励垦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实行“尽地利之教”，测评土地，估算产量，制定新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积极性；实行法治，汇集各国刑典，颁行《法经》，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改革军事制度，考核士兵，奖励优秀者，按照不同士兵的特点，进行编排，建立“武卒”制，魏军拥有强大战斗力。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第一次成功的变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当时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