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汉代风俗成因

材料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可能指蓏，意即瓜类植物的果实）蠃（一种寄生蜂）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指懒惰或贫弱的人）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摘编自《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材料三：风俗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在对待外部环境以及交往中所呈现的普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其外延部分则是构成这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基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风俗形成的基础。汉代的区域风俗差异都与各自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在人口密度较大地区，人口压力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统治集团也对风俗产生影响。汉统治者通常采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教诲强制半强制地剪除与政治控制相矛盾的风俗；强制半强制地助长与政治控制相适应的风俗。

——摘编自彭卫、杨振红《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材料三的观点。

对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数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两千多年间的人口现象，人口变化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并有利于总结其规律。

中国历代户口统计表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上表反映了中国古代历代人口数置的变化，提取两个及其以上相关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认为要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赖“民德”的培育。民德分为私德与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将春秋以来的“民德”按优劣分为第一至第六共6个等级，认为东汉儒学最盛，士人崇尚气节，民德最优。其所作《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如下：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地方行政层级管理的变化（中央集权）示意图：

材料二：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划分和地方政府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沿革损益，而无根本之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  汉代司法制度以秦朝司法制度为基础，为适应新的形势又有不少新的发展。受黄老之学及儒家 等级特权思想影响，汉代设立了上请制度。凡宗室贵族及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犯罪，一般的司法官员没有 权力擅自判决，须先奏请皇帝，皇帝可以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如和皇室的亲疏远近、责任官职的大小 以及对国家的贡献等，来减其刑罚。在审判程序上汉代创立了录囚制度。录囚是封建时代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罪囚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平反冤狱及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一项制度。录囚制度始于西汉，当时只是州剌史或郡太守每年定期巡视自己所管辖地区的狱囚，以平理冤狱为主要任务。直到明清，才由秋审、朝审等制度所取代。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一：《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初置。”《汉书·郑言传》载：“自元狩（汉武帝年号）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

材料二：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西域的莎车（西域诸国之一）等国在天山南道发动叛乱。《汉书·冯奉世传》记载，都护郑吉、汉使冯奉世等“遂以节（古代使节的权力凭证）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拢其域。”

材料三：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汉书·西域传》载：“其后日逐王畔（叛）单于，将众来降，护郑善（西域诸国之一）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是岁，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古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