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认为要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赖“民德”的培育。民德分为私德与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将春秋以来的“民德”按优劣分为第一至第六共6个等级，认为东汉儒学最盛，士人崇尚气节，民德最优。其所作《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如下：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郡国每岁向朝廷举荐孝者、廉吏各一人以备擢用，由此形成固定的“察举”之制。后孝者、廉吏合并为孝廉，它是汉代普通士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孝廉以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察举科目，如茂才（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被举者一般都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通晓儒家经书的共同特点。出身贫寒、40余岁始钻研《春秋》的公孙弘通过察举拜为博士，十年之内升至丞相，封平津侯，开创西汉建立以来以布衣身份拜相封侯的先例。在察举制度形成前后，武帝又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太学生由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负责教授，学成后经考试分等第录用，自此博士的主要工作由备顾问转向教学。同时推广蜀郡太守文翁的兴学措施，令郡国皆立学校。太学与郡国学皆以经学为主要教育内容。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依据材料和所学，阐述汉武帝时期人才选拔与培养制度的影响。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史书所载东汉时期几位良吏的事迹。

——据《后汉书》等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西汉政权为了有效抑制私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集团运用“轻重”论的经济学说，决定由朝廷垄断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事业。首先垄断铸币权，由中央铸造法定货币五铁钱通行全国，控制商品流通的中心环节。接着垄断盐、铁、酒的生产和销售，还试图垄断经营海渔业。而且封建国家对无法垄断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采取官府直接经商的办法，即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于是，西汉政权进一步控制了商品市场，排挤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并获得广泛的商业利润，无形中钳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东汉社会经济演变的另一种趋势是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由于东汉时期仍然承袭西汉前期制定的赋税制度，轻田租而重人口病，所以随着东汉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使租税剥肖朝着“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趋势流化。东汉政权为了挽回“优饶豪右”和脱籍流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残酷地盘剥贫民，致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加上东汉时期连年遭受水、旱、风雹、蝗螟之灾，导致越来越多的贫民破产流亡。因此社会经济衰退，全社会商品购买力急剧下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 汉代豪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起初，他们是民中之“豪”，首先强在其财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兼并大量田产，“与民争利天下”；其次强在族势，“汉代豪强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宗族”，“雄张闾里”，成为离心力量，他们还恃财“买复”，享受免役特权。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等打击豪强的政策。汉武帝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

材料二 列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西汉昭宣以后，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在联合镇压了黄巾起义后，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积极投靠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而后，曹操、孙权、刘备等分别联合不同的豪强地主武装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以上均摘编自秦铁柱《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