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重寻近代中国》中写到：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的言说，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是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概括材料观点，结合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摘编自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苗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

材料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袁世凯政府一面关注事态的发展，一面连日召集政府要员商议对策。当时，阁僚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主张介入，一些地方行政、军政长官和部分驻外使节也纷纷敦请政府早订中立条规。于是，8月6日，中国宣布中立，颁布了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人的根据地等。

日本早就对中国存有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它终于有了可乘之机。1914年8月8日，“日本舰队已经声势浩大地开始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了”。面对日本蠢蠢欲动的态势，国内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是无法也无力维持中立的，不如乘机加入战团，还能少受侵害。梁士诒建议，欧战“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侥胜，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

1916年，大战已持续近两年，协约国方面开始觉得人力不足。尤其是法国，在大战发生前就出现人工缺乏，此时情形更为严重。法国公使康悌受命后遂与梁士诒接洽，希望能招募华工到法做工。此时的梁士诒“外审世界大势，推欧陆战争之胜败，内顾国中变乱，有虞渊日坠之忧危，力劝(袁)项城参战，计已不行，即前者运械助英事，亦渺小，知非建奇功，将来于国际上恐难保持地位”。于是筹划再三，与法使订定“以工代兵”之策，决定向欧洲输出华工。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政府上台，“以工代兵”政策得以延续下来。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这时，在欧洲的华工已近20万。中国华工对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批华工的确是实现了梁士诒的参战目的，取得了中国在战后的发言权。

——摘编自陈剑敏《梁士诒策划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

材料   宜昌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清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将宜昌设为通商口岸。在“利益均沾”的旗号下，日、美、德等国接踵来宜，并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建立教堂，外商经商亦不受限制。民初，宜昌为北洋军控制，并驻扎大量军队。这些部队素质既差，纪律也不好，中央长期拖欠其军饷。1920年11月29日，宜昌发生兵变，时隔半年，宜地再发兵变。两次兵变造成全埠中国商家和官厅银行无一幸免地被洗劫一空，外商亦受损严重，且牵涉国家甚广，以日商损失最重。

第一次兵变后，宜民公推代表赴京向府院请愿，然而中央对于兵变事件已习以为常，并未足够重视。第二次兵变后，宜昌旅京同乡会向国务院递交呈文，“恳求政府于五日内切实批示，否则视政府无保护宜民能力，即请外人将宜昌划为租界，以免再遭浩劫”。然而中央政府“迄未顺从宜民请求，且公然发布袒护王占元（湖北督军）之命令”。于是湖北宜昌旅京同乡会将呈文通电全国，引发轩然大波。省议会及汉口总商会认为“宜昌租界之说，无异引狼入室，当以国贼论”。《申报》表示：“此为中华民国莫大之耻·亡国之原因者，即此类奴性是也。”

同时，为确保湖北境内外商安全，北京公使团于1921年6月24日开会讨论湖北兵变问题，英、日政府力主推动设立宜昌租界计划，而美国极力反对，宜昌租界的提案不得不被搁置。此后，美国提出一个照顾到中国主权及各国利益的替代方案，并获得外交团通过，英、日的如意算盘随之落空。

——摘编自张超《秩序与主权：宜昌商民自请设立租界事件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