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宜昌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清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将宜昌设为通商口岸。在“利益均沾”的旗号下，日、美、德等国接踵来宜，并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建立教堂，外商经商亦不受限制。民初，宜昌为北洋军控制，并驻扎大量军队。这些部队素质既差，纪律也不好，中央长期拖欠其军饷。1920年11月29日，宜昌发生兵变，时隔半年，宜地再发兵变。两次兵变造成全埠中国商家和官厅银行无一幸免地被洗劫一空，外商亦受损严重，且牵涉国家甚广，以日商损失最重。

第一次兵变后，宜民公推代表赴京向府院请愿，然而中央对于兵变事件已习以为常，并未足够重视。第二次兵变后，宜昌旅京同乡会向国务院递交呈文，“恳求政府于五日内切实批示，否则视政府无保护宜民能力，即请外人将宜昌划为租界，以免再遭浩劫”。然而中央政府“迄未顺从宜民请求，且公然发布袒护王占元（湖北督军）之命令”。于是湖北宜昌旅京同乡会将呈文通电全国，引发轩然大波。省议会及汉口总商会认为“宜昌租界之说，无异引狼入室，当以国贼论”。《申报》表示：“此为中华民国莫大之耻·亡国之原因者，即此类奴性是也。”

同时，为确保湖北境内外商安全，北京公使团于1921年6月24日开会讨论湖北兵变问题，英、日政府力主推动设立宜昌租界计划，而美国极力反对，宜昌租界的提案不得不被搁置。此后，美国提出一个照顾到中国主权及各国利益的替代方案，并获得外交团通过，英、日的如意算盘随之落空。

——摘编自张超《秩序与主权：宜昌商民自请设立租界事件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