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972年，宋太祖“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淮、湖、岭、蜀水路转运计度使”，此举为宋朝转运使设置之发端。朝廷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着意限制藩镇权力，而转运使易于得到信任。这就为它插足地方事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至977年，尽除节度使所辖支郡，将地方管辖权委托于转运使，以至“转运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

——李其旻《宋朝‘路’制浅析》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会由民初参议院于1912年4月北迁演变而来。当时政党初立，各党政纲“雷同抄袭”，令人无从区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试图将国民党建成一个政治的中心势力，依靠国会限制袁世凯。1913年3月宋教仁案后，国会的态度由强硬转向软化。5月初，袁咨文参众两院，请先选举正式大总统后定宪法。起初，以国民党议员为主的国会表示反对，但后来他们认为，将来可用宪法来约束袁世凯，所以，通过了先选总统案，袁如愿当选正式大总统。10月底，宪法三读通过，公布在即，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不能开议，宪法不能公布。1914年1月，袁正式下令解散国会。

——整理自蒋旭等《北洋政局的特点探析》

材料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创造性的转化，其实践路径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政治变迁是中国政治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肇始和雏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政治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而塑造中国特色新型政治文明。

——王树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政治文明转型》

材料

清帝退位后，黄兴认为政治目标已实现，“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中华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期间，孙中山专心从事实业建设，对国民党党务“一切不问，纯然放任”；黄兴则积极为国民党争取选票，并认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黄兴主张“法律讨袁”，反对起兵，孙中山“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后袁世凯欲武力镇压革命党，黄兴与孙中山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发动式力革命，黄兴主张积蓄力量，循序渐进地反对袁世凯。

——摘编自李新总编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等

——《时报》（1912年）

材料二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

——鲁迅《故乡》（1921年）

材料三   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之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新青年》（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