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注：清前期廉熙、雍正、乾隆(1662-1795)三朝统治的134年间，史称“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材料二   康熙于1683年统一了台湾，全国最后归于一统……康熙即位之前的七八十年   间，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光战争就打了40年，民不堪命。到康雍乾时，分裂归于一统， 人心思定，稳定和发展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愿望。康熙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孜孜汲汲， 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每事必加详慎”“即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

——陈流《康乾盛世成因蠡析》

材料三 康雍乾盛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只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侯杨方《盛世启示录》

表 中国与英国(欧洲)18世纪人均国民收入对比

——整理自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材料一：

材料二：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也。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

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谒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隋唐时期的官员上朝奏事也均有座。到了宋代，官员上朝必须站着奏事。至明清，大臣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

材料二：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诏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宋代下诏书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明代表面上废除宰相，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限制。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用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

——摘编自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材料一   元朝建立后，中西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欧洲与中国的交往开始正式见诸欧洲人的游记、书信，这些游记、书信的作者既有教皇的使者，也有个人游历者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集中于繁荣富庶的城市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百姓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各地城市，中国城市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布局和活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也让他们把优美的词汇放在了对这些城市繁荣富庶的描写上。

——摘自赵凤玲、郑涵语《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

材料二   马戛尔尼使团原来打算调查中国的科学和工艺，因种种限制，没有获得成功，开放通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但这是中西文明难得的一次碰撞机会，使团成员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科学使命的一部分，英国使团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乾隆皇帝和大臣感受英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摘编自韩琦《礼物、仪器与皇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科学使命及其失败》

材料一   在地方治理的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华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相体，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官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州内，所以，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中始终能够维持政权统一和政局稳定，地方上没有出现足以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可以说，路级机构分权制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乾隆（1711-1799年）与华盛顿（1732-1799年）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中西世界权力巅峰的两位名人。但两人的现代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当乾隆帝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四十几年后就被击破。

——据严明《中西文化风物志》、吴晓波《乾隆与华盛顿》整理

材料一   秦朝中枢权力机构的特点

供给皇家所需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皇明祖训》警告子孙：‘“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雍正四年初有军机处时，仅为西北两军设……至八年时专管军务，而十年成立军机处时已要求知会(以文书的形式告知)各省。

材料三   1940，”……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