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条政策区别于以往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由承包制引起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乡镇企业在新环境下指明了发展路径。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1978~200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年收入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2%提高到46.4%，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启了城镇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晓寒《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由于当时农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城市工厂可以将一部分宜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这给城市工业的“三废”等污染进入农村地区提供了渠道。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如造纸、化工等则以联营、分厂等名义进入农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禁止污染向乡镇、街道转移”。此外，这一时期农村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乡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一是乡镇企业未经处理排入环境中的“三废”，导致了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二是乡镇企业为扩大规模，大量砍伐森林，占用耕地，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从污染范围和程度来看，乡镇企业引致的污染已远超城市工业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合理规划，应当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摘编自闵继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

材料一

1979年秋，赣州地区部分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干部、群众思想仍未想通。1980年7月底，中共赣州地委决定组成三个工作组到定南、兴国、瑞金进行责任制的调查。调查组一致反映：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坚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具体问题的处理，群众说：“几瓶开水一豌豆，队长出题大家凑，七嘴八舌几小时，统一思想就拈阄。”8月底，中共赣州地委认为包产到户应同其他责任制一样，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在困难、落后的地方，尊重群众意愿，不硬性规定比例，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要加强领导，创造条件，逐步引导向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李春媚《改革开放之初赣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材料二

2014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三权分置”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国情和农情又发生了新情况、新变化的产物。赣州经开区三江乡深入推进承包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对乡内闲置土地和水面进行整合，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将承包耕地流转到村集体，再由村集体转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发展农业产业。结合三面环水、海拔较低等优势，三江乡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蔬菜、富硒水稻、花卉种植等特色主导产业。

——摘编自赣南日报《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

材料一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租庸调制无法实行，政府税收难获保证，而诸多藩镇不纳贡赋，对藩镇用兵又耗费巨大，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遂使唐朝的财政陷于严重危机。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唐朝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在德宗时实行的。针对土地兼并严重，佃户、客户、逃户、隐户众多的现状，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为：无论是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赋税征收不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而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家庭承包经营显现出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三是农地产权确权不明，缺乏土地相关处理权益；四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无法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难以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摘编自顾海英、王常伟《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