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古代中国的严厉管控，主要针对官僚体系与地方政府，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自主自立自治的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下图为民间主体与基层自治关系示意图。

——据龙登高等《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

根据材料，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创制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作为乡民自行设计的一个自组性和自治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运用社会教化的方式来化解乡民矛盾，实现整合乡村秩序之目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它的基本宗旨。

——摘编自杨亮军《明代多约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17世纪社会公众人口的增加为社会救济带来了困难。明清政府为确保社会保障的支出，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此外还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如民间劝募、买田收租等形式。明清政府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明清统治者受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影响颇大，提倡“以德治人”“人治”和“教化”。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

材料一   “宋因前代之制……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者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部分为县级职役。熙丰以后，随着募役（改由中高等级户轮流服差役为由民户按户分摊，不服役群体也须缴纳半数役钱）、保甲被应用于乡役系统中，县役不再承担乡村管理职能；非富有民户出任“乡村精英”的现象也日益减少。在保甲制下，由原来每500户为一都保（基层最高自治层级）变为250户左右为一都保；每500户的乡村精英人数也由6～10人增至70人左右。由宗族或家族的首脑、乡居官户、豪强形势户和士人共同构成的乡村精英群体，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枢纽，在调整乡村秩序、和睦乡民、劝善诱导、发展生产、赈济灾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全面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是2003年到2010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阶段：通过开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河道清淤、村庄绿化等项目建设，促进生态环境革新成果惠及农民。二是2011年的“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段：在巩固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融合为前提，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生活丰富农民的思想，进一步推进水、电、气、路等城乡设施一体化。三是2021年的“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一方面通过应用数字化科技、智能产品，增强农民对现代化的真实体验感；另一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深度培养农民的主体与理性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组织与合作意识等，激发农民群体参与现代化社会活动的积极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以“千万工程”经验为主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摘编自黄小彤等《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方案》

材料一：两宋为科举盛世，取士人数众多。南宋时期，士人受命选官往往“十余年不成一任”，时人有“寒士改官，视为再第”之叹。南宋立国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士人择业更加多元化，除了读书做官，开馆讲学，还可以做胥吏、做塾师，“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摘编自（南宋）袁采《袁氏世范》等

材料二：安徽桐城县的方氏家谱记载了一位明代士人的晚年乡居生活：“晚筑桐川会馆，从游者益众。于是酌礼俗之宜，定丧祭诸议，正人伦而易风俗。公虽负重望，而家居不交世事，值岁饥，籴谷为食以赈，上书有司劝修预备仓，行常平法，至今赖其利。”

——摘编自光绪《桐城桂林方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