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

材料一   刘秀注意到调节田赋征收的意义，重视采用这一方式缓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公元30年，在全国战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刘秀下诏宣布：此前因为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军费用度不足，因而实行什一之税。现今军士屯田，粮储有所积蓄，“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这曾是汉文帝时代实行的田赋制度。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在唐代中期，失去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已经有很大数量。农民逃亡，政府一般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于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正式公布，主要原则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在当地上籍征税。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官僚富豪破除籍贯，逃避租唐调，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享受轻税优待。另外，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是以财产和土地为主，并且越来越以土地为主。征收原则由按人丁改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一定的好处。

——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