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的均田制于武德七年（624）开始颁行，到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99）废弛，共推行了150多年。均田制和以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获得官府授予土地的百姓，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发生战争时就从军打仗，参战的武器和战马自备。这样，既保证了兵源，又减轻了朝廷的军费开支），对唐朝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乃至边疆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均田制是唐前期繁荣的基础。……均田制的实施，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土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现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这就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了基础。

——摘编自徐仁云《均田制与唐代的强盛》

材料二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使得政府所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因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了。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在赋税制度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将此前的租庸调制调整成两税法。……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两税法以财产多少作为征税的主要标准，也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的范围，使得国家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两税法实施后，百姓所需缴纳的由此前实物变成了货币，从而出现了“物轻钱重”的现象。在由物向钱的转化过程中，百姓不但要承受物价下跌的损失，而且往往还要遭受到商贾的盘剥，负担进一步加重。

——摘编自李军《从租庸调到两税法》

材料一   唐代初年实行的是以人丁为依据的税收制度，但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两税指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原来“旬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摘自陆赞《翰苑集》卷二十二《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材料三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摘自《白居易集》卷二《重赋》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