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材料二   宋代的复杂系统中，社会、文化两项变量套叠非常紧密。

——以上材料均引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的理解。

历史缩影：宋代都城商业广告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时期，也是商业环境和广告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期。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其广告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广告形式进一步发展，新型的广告形式也不断出现。

宋代都城广告类型表

——据杨海军《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整理

对宋代都城商业广告的特点进行合理的阐释。

材料一  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宫城的出现和成熟，显示出这一时期（商周时期）王权在行政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在二里岗时期，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的王朝都邑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系列同时期城址，如垣曲商城、焦作府城、盘龙城等构成了一套整齐划一、等级严密的城市聚落体系。

——摘编自惠夕平《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

材料二 《如梦录》详尽描述了明朝中后期的开封城。城内商业店铺林立，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日用百货类，如衣裳布匹、酒类、茶叶、各类食品等，应有尽有；二是文化用品类，如刻字、画馆、文房四宝等店铺，散居各处；三是各类手工业作坊，如丝织业、棉织业、鞋帽业等；四是专供文武官员所需的生产经营型部门，如专门制造朝靴、官帽等的店铺，设有多处。在开封城，鼓楼一带街市非常繁华，“此市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有学者指出，社会经济发展是促使古代中原地区城市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据材料一  、二、概括商周时期城市和明代中后期开封城主要功能的不同，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因素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在拓展宗教神权的过程中，罗马教廷从11世纪末开始，先后发动西欧各国对中近东地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踏上通往圣地的道路吧。从邪恶的种族那里夺回那片土地，将它控制在你们的手中。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那片土地的富庶远在其他地区之上，像另一个灿烂的天堂。”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二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就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三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各派别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使宗教信仰。条约的签署为宗教宽容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部分）

——摘编自武婷婷《中国古代数学的经济运用研究》

材料二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个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他们之间还有互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自应该得到多少回报？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材料一：两宋为科举盛世，取士人数众多。南宋时期，士人受命选官往往“十余年不成一任”，时人有“寒士改官，视为再第”之叹。南宋立国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士人择业更加多元化，除了读书做官，开馆讲学，还可以做胥吏、做塾师，“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摘编自（南宋）袁采《袁氏世范》等

材料二：安徽桐城县的方氏家谱记载了一位明代士人的晚年乡居生活：“晚筑桐川会馆，从游者益众。于是酌礼俗之宜，定丧祭诸议，正人伦而易风俗。公虽负重望，而家居不交世事，值岁饥，籴谷为食以赈，上书有司劝修预备仓，行常平法，至今赖其利。”

——摘编自光绪《桐城桂林方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