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在熙宁年间对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内容主要是与变法密切相关的官僚机构和人才问题。王安石对一些闲散机构未加裁除，而是依照循名责实原则部分地恢复其职掌，如兵部原仅管文书，变法中成为推行新法的阵地，可以“教阅诸路保甲”。同时设置新机构，如制置三司条例司，它名义上是理财机构，实际则是主持变法的总枢纽，为“中书之外又一中书也”。为减少变法的阻力，对老弱无能者给以照管宫观等闲差，对反对派对采取调离中央或降黜的方法而极少免官。王安石还主张高薪养廉，尤其是大幅提高基层官员的俸禄。王安石认为整顿官制要从官员的培养、选拔的源头抓起，熙宁四年，王安石下令改革科考内容；力图选拔一批改革人才。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今介甫（编者注：王安石，号半山）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司马光《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

材料三   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熙宁官制改革的特点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三及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与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分别说明理由。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商鞅变法，废孝弟（悌）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

材料二   陛下（宋神宗）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也称募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材料三   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宋初以来，差役繁多。 差役系指为封建官府服务的非生产性职役，均按户等高低、丁口多少轮流充当。大地主、大官僚之家多享有免役特权，故差役负担落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为躲避差役，人们“不敢营生”“不敢求富”“土地不敢多耕”，甚至“鬻田减其户等”，视差役“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熙宁四年(1071年)公布募役法，“改差役为募役”“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输钱数额视各州县具体情况而定，“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役钱用来“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轻重制禄。禄有计日、有计月、有计事而给者”。赢余部分备凶荒之年使用。坊郭每五年，乡村每三年重新评定户等。应募者三年或二年更换一次。

——摘编自陈瑞台《王安石的经济改革及其管理思想》

材料二   “今输钱之法，极户十年，输缗钱二百五十，其次八、九、十而已，比昔减过半，得免横费，无笞责之忧，且终身不事官府，以趋南亩。”

——摘编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

——摘编自高雅云等《宋代两浙地区的市舶司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