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在熙宁年间对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内容主要是与变法密切相关的官僚机构和人才问题。王安石对一些闲散机构未加裁除，而是依照循名责实原则部分地恢复其职掌，如兵部原仅管文书，变法中成为推行新法的阵地，可以“教阅诸路保甲”。同时设置新机构，如制置三司条例司，它名义上是理财机构，实际则是主持变法的总枢纽，为“中书之外又一中书也”。为减少变法的阻力，对老弱无能者给以照管宫观等闲差，对反对派对采取调离中央或降黜的方法而极少免官。王安石还主张高薪养廉，尤其是大幅提高基层官员的俸禄。王安石认为整顿官制要从官员的培养、选拔的源头抓起，熙宁四年，王安石下令改革科考内容；力图选拔一批改革人才。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今介甫（编者注：王安石，号半山）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司马光《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

材料三   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熙宁官制改革的特点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三及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与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分别说明理由。

材料一   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就明确提出“精贡举”的主张，要求改革“专以辞赋取士”的科举制。他认为当时的科举制“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范仲淹的改革之方是让地方“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然后“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

——摘编自范立舟《论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的思想倾向》

材料二   在王安石看来，国家兴学办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用合一的人才，为学为文要有补于世。他主张文武并举，反对“文武异道”，主张既要做到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也要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崇尚朝廷实用的礼法、乐教、刑罚、政令，反对“重章句轻涵义”的“无补之学”。在教学内容选择上，王安石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校）。”王安石还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符合各方面所需人才的稳定来源，要实现这一目标，人才的培养就应以学校为主，而不能以科举为主。

——摘编自朱虹、龙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四）——举才济世创办新学》

材料一   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明确提出“精贡举”的主张，要求改革“专以辞赋取士”的科举制。他认为当时的科举制“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范仲淹的改革之方是让地方“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然后“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

——摘编自范立舟《论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的思想倾向》

材料二   在王安石看来，国家兴学办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用合一的人才，为学为文要有补于世。他主张文武并举，反对“文武异道”，主张既要做到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也要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崇尚朝廷实用的礼法、乐教、刑罚、政令，反对“重章句轻涵义”的“无补之学”。在教学内容选择上，王安石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校）。”王安石还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符合各方面所需人才的稳定来源，要实现这一目标，人才的培养就应以学校为主，而不能以科举为主。

——摘编自朱虹、龙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四）——举才济世创办新学》

材料一   战国时期，商鞅入秦变法。政治上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军事上实行军功爵制。虽遇重重阻碍，商鞅以坚定信念推行到底。变法让秦国从弱国崛起，秦军成虎狼之师，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材料二   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如一道惊雷，震撼了当时的政坛。王安石以其卓越的才识和坚定的决心，力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经济上，推行青苗法、均输法等，调节物价、稳定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军事上，实施保甲法等，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然而，变法之路充满坎坷，遭遇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但王安石不畏艰难，执着前行。虽变法最终未能完全成功，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改革经验，成为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材料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