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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的南北差异
竺可桢
①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②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815)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怜悯、安慰)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热),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③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热爱竹子。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句。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④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部分地区)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在惠州时,有《食荔枝二首》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又在《江月五首》诗的引言里说:“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领以日月为断(判断标准)也。”温带植物如菊花、桂花在广州终年可开;但是即使在热带,原处地方植物的开花结果,仍然是有节奏的。苏轼在儋耳有诗云:“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相传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如今海南岛儋耳地方的物候未见记录,可能还是如此。1962年春分前一周,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尚未抽青,在韶关、郴州一带,却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
⑤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成都(唐时曾作为“南京”)梅雨是在农历四月。苏轼《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时是夏至节后的15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5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
⑥前面讲过,我国的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也一定是这样。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度差异,如果以物候的南北差异而论,须有商榷之处,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应用霍普金斯定律。以欧洲为例,据英国气象学会的长期观测,从最北苏格兰的阿贝丁到南英格兰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个纬度弱,11种花卉的开花期,南北迟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纬度相差3.7天。而且各种物候并不一致,如7月开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开花的常春藤,则相差至28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季、月份而异。
⑦我国地处世界最大陆地亚洲的东部,大陆性气候极显著,冬冷夏热,气候变迁剧烈。在冬季,南北温度相差悬珠;但到夏季,则又相差无几。北京、南京纬度相差7度强,在三四月间,桃李始花,先后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间,柳絮飞、洋槐盛花时,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3月,南京平均温度尚比北京高3.6摄氏度,到4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0.7摄氏度,5月则两地温度几乎相等。在长江、黄河大平原上,物候差异尚且不能简单地按纬度计算出来,加之我国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更使物候差异各处不同,差异自必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