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候的南北差异

竺可桢

①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②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815）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怜悯、安慰）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热），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③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热爱竹子。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句。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④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部分地区）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在惠州时，有《食荔枝二首》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又在《江月五首》诗的引言里说：“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领以日月为断（判断标准）也。”温带植物如菊花、桂花在广州终年可开；但是即使在热带，原处地方植物的开花结果，仍然是有节奏的。苏轼在儋耳有诗云：“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相传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如今海南岛儋耳地方的物候未见记录，可能还是如此。1962年春分前一周，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尚未抽青，在韶关、郴州一带，却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

⑤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成都（唐时曾作为“南京”）梅雨是在农历四月。苏轼《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时是夏至节后的15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5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

⑥前面讲过，我国的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也一定是这样。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度差异，如果以物候的南北差异而论，须有商榷之处，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应用霍普金斯定律。以欧洲为例，据英国气象学会的长期观测，从最北苏格兰的阿贝丁到南英格兰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个纬度弱，11种花卉的开花期，南北迟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纬度相差3.7天。而且各种物候并不一致，如7月开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开花的常春藤，则相差至28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季、月份而异。

⑦我国地处世界最大陆地亚洲的东部，大陆性气候极显著，冬冷夏热，气候变迁剧烈。在冬季，南北温度相差悬珠；但到夏季，则又相差无几。北京、南京纬度相差7度强，在三四月间，桃李始花，先后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间，柳絮飞、洋槐盛花时，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3月，南京平均温度尚比北京高3.6摄氏度，到4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0.7摄氏度，5月则两地温度几乎相等。在长江、黄河大平原上，物候差异尚且不能简单地按纬度计算出来，加之我国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更使物候差异各处不同，差异自必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