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其外交思维与逻辑主要可划分为革命式外交、参与式外交和引领式外交……这种历史转变不仅映射出对时代主题的研判发生着变化，也反映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以自身古典优秀国家间政治思想资源并伴以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为指导，来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建立的国际事务话语机制进行着有益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开展正常外交，这一原则始终未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的革命式外交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引领式外交……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构建稳定有序的和谐世界为目的与宗旨。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话语：转型与重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或理念”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表述成文，条理清晰，叙述完整；史实充分，史论结合）

材料   20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制服多为宫廷服饰，由立领燕尾服、马裤（长裤）、一把剑和一顶两边饰有羽毛的帽子构成。20世纪以后，简便的西装（包括燕尾服等）开始主导公务性外交场合。不论是外交制服还是西装，都强调人体的立体感。20世纪末以来，在“夫人外交”理念的影响下，西方女性开始加入到外交活动中，多穿着凸显人体美的服装，袒胸露背的服饰成为场合隆重程度的体现。中国对待外交服饰的态度是“重意轻形”，即通过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等展示政治寓意；女性的外交服饰都凸显含蓄端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及各国的驻外使节常穿中山装。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开始在外交场合穿着西装，公务性外交场合穿着西装逐渐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的主要选择。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穿着西装的同时，也在重要场合选择新款中式礼服（以中山装为基础改良，借鉴了西方服饰的立体性）；其夫人在外交场合中均穿着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与文化特色。

——摘编自周加李《新中国外交服饰：从不断探索到彰显文化自信》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外交服饰”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   “变”中包含着“不变”，“不变”中又孕育着“万变”，这是中国式思维的辩证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坚持了“变”与“不变”、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摘编自邝艳湘《新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根据材料，围绕“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百年来中国大陆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共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

20世纪20年代前后，留美学者蒋梦麟、何炀松等学者回国后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开始对美国史学进行了译介与引进，标志着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起步。1918年，蒋梦麟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借鉴美国新史学理论抨击当时我国历史教学的弊病。何炀松给北大学生开设《新史学》课程，广泛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间接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批判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国内的美国史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进行揭露与批判的政治任务，没有开展对美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反映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现状的相关表述大量被译介到国内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室等机构，中美历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多数学者开始从历史主义和科学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上去研究美国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促使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对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作出理性考察与评估。通过反思，学界逐渐消退了“西学热”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而趋于求实与稳健、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摘编自徐良《百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科技赶超战略，并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技术援助方式是主要途径，引进的重点是电力、冶金、机械、军工；60年代中国的技术战略转向自力更生，同时开始寻求从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引进技术，涵盖了石油、化工、电子和精密机械等领域，仍以成套设备引进为主；70年代中国制定了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总价达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这些大规模的集中引进夯实了我国技术设备基础，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摘编自康荣平、杨英辰《新中国技术引进40年述评》等

材料二   1985-1989年我国技术引进的合同数(单位：项)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1》

——摘编自贺俊等《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70年》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