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0年，第一次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各大城市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此后，阅兵、群众游行成为国庆活动的主要内容。

1951年，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及部分西方国家的三百余名外宾出席了国庆庆典。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等为国庆节主要演唱歌曲。

1959年，中央发文，明确了当年的国庆口号和宣传重点。相关部门出版了一大批介绍新中国成立10年来主要成就的中外文图书、纪念画册。

1960年，中央对国庆纪念活动进一步规范，取消阅兵式，群众游行与之前保持相近规模。此后，基本形成“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惯例。

1965年，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千余名外宾出席了国庆庆典，苏联政府没有派代表团参加。

——编自张泽宇、岳思琪《1944—1965年国庆纪念活动述论》

解读材料中关于1950—1965年国庆纪念活动的变化，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70多年来，我国从倡导“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洋溢着中国文化和思想魅力的理念主张，对推动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杜起文《新中国外交7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

根据材料，列举一个新中国时期的重要外交政策或理念，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政策或理念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   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国力，还取决于该国运用的外交策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提取材料中的任意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外交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楚，史论结合）

材料   百年来中国大陆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共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

20世纪20年代前后，留美学者蒋梦麟、何炀松等学者回国后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开始对美国史学进行了译介与引进，标志着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起步。1918年，蒋梦麟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借鉴美国新史学理论抨击当时我国历史教学的弊病。何炀松给北大学生开设《新史学》课程，广泛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间接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用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批判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国内的美国史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进行揭露与批判的政治任务，没有开展对美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反映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现状的相关表述大量被译介到国内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室等机构，中美历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多数学者开始从历史主义和科学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上去研究美国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促使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对现当代美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作出理性考察与评估。通过反思，学界逐渐消退了“西学热”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而趋于求实与稳健、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摘编自徐良《百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科技赶超战略，并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技术援助方式是主要途径，引进的重点是电力、冶金、机械、军工；60年代中国的技术战略转向自力更生，同时开始寻求从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引进技术，涵盖了石油、化工、电子和精密机械等领域，仍以成套设备引进为主；70年代中国制定了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总价达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这些大规模的集中引进夯实了我国技术设备基础，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摘编自康荣平、杨英辰《新中国技术引进40年述评》等

材料二   1985-1989年我国技术引进的合同数(单位：项)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1》

——摘编自贺俊等《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70年》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