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倡新史学要从地理、人种等角度切入，还要具备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五德”，并把这些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历代史书以记人为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撰写方法。旧史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兴替的规律，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多次提到，人类的确一天比一天著著向上进行，历史的目的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把“朝廷”与“国家”分开，提倡新的纪年方式，反对以皇帝年号纪年等。

——摘编自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等

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据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整理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在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中，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而且把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元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西域、云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中原王朝难以企及的政治成就，也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殊性。

——乌云高娃《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三   建立绝对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斗争，它面临着很多敌人：开始的时候，敌人主要是罗马教廷和贵族割据势力；但随着一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免就会发生某些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象的情况。17—18世纪是各绝对王权国家之间战争最频繁的年代。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因为这场战争以其特殊的惨烈性，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一些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家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

——改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一   为解决长期以来妇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妇女的政治代表比例、促进政治民主和公平，国际社会中通常采用性别配额制的选举方法，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推动和全球妇女运动的努力下，包括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欧盟理事会等纷纷呼吁其成员国在选举中妇女占比至少达到30%。英国的性别配额制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选举中。为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1993年工党首次正式确认采用性别配额制，英国国内其他政党基于自身利益也在积极响应。

——摘编自谢飞先《英国议会选举性别配额制的发展动因分析》

材料二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练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强调“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体现了理性的思维。西方“民权”思想的实质是并不是人民主权，而是资产阶级主权。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