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1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1875年8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后建立清驻英公使馆，这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此后，清政府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摘编自张鹏《从朝贡外交到融入国际社会——试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国的建交国（包括代办级的英国、荷兰）达34个，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来自军队的干部，5位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干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来自军队，由此产生“将军大使”的说法。这11人中，从事过军事指挥工作的有耿飚等5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有姬鹏飞等4人，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有冯铉等3人。中央对第一批大使人选挑了又挑，十分慎重。苏联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出使任务艰巨、情况复杂，先派王稼祥后派张闻天赴任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度尼西亚是考虑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华侨中有较高声望；出使蒙古的是乌兰夫推荐的吉雅泰这样出色的蒙古族干部。

——摘编自杨发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队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特别是为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格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到70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思想，大大促进了人民外交的发展，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民外交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委员会等。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材料一   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甘肃省三线建设小组，下设三线建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将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可能受到攻击的大型企业迁入甘肃地区，同时整体上调整工业和经济布局。甘肃省三线建设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三线建设计划和中央指示，帮助中央各部和地方各单位进行选厂和迁厂，领导和督促军事工业建设，加强地方工业统筹协调等。

——摘编自朱睿超《兰州“三线”建设研究（1964-1990）》

材料二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同年11月，国务院确定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解决钻山太深、险情严重、生存困难的“三类企业”的问题；按照“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则进行调整。以甘肃为例，根据国家计委批准的方案，甘肃共有11项，最终，调整改造项目实际进行8项，总投资2.25亿元，总建筑面积304万平方米。

——摘编自陈东林《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