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来自江西、山西等地的富商不仅在云南全省范围内往来兴贩，还开展了跨境贸易。曾有一江西商人，“凡三载”，自昆明，历大理、腾川，前去缅甸经商，“足迹遍七千里”。据记载，位于阿哇国（明朝藩属国，统治中心位于今缅甸中北部）的宝井“产玫瑰等宝石，去腾越州三十余日，惟江右客时襄粮以往”。这些内陆商人与外国商贩交换所用的商品还包括明清两朝官府禁止出境的铜铁利器。“中原亡命之徒，出关（腾越州之八关）互市者，岁不下千百人，人资锣锅数百远赴蒲甘，是缅人不费斗粟……岁收铜觔数十万。”

——摘编自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陆海边境走私猖狂，敌特分子内潜外逃，不断对新中国政权进行破坏。（广西）东兴市东南环向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的芒街隔河相望，当地居住的京族群众与越南的主体民族一脉相承，自二战后期起便有“小香港”之称。1950年6月，“东兴统一检查站”在北仑河畔正式成立。建站初期，条件简陋，仅有26名边防官兵在简陋的房屋中查验往来旅客和货物，严守着狭长的边境线。1958年，北仑河友谊大桥（桥上的题名为“中越友谊大桥”）宣布竣工，东兴口岸面貌一新。

——摘编自周荣宝、林珉正《中越友谊的纽带——东兴口岸》

材料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我愿重申，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

——摘自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清朝入关后，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扩大，理藩院职掌范围也扩大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西北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在北疆的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则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特点，通过西藏的上层，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其他如在西南地区仍袭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清政府通过封爵、给俸、联姻、朝觐制度等措施，极尽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此外，清政府还在东北、西北、蒙古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

——摘编自张艾力、娜布琪《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材料三   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力更生和开拓进取，加上国家有力的扶持和帮助……新建许多工业项目，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加快了民族地方的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反映了民情，从制度上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

——摘编自陈国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意义》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用、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族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