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清朝入关后，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扩大，理藩院职掌范围也扩大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西北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在北疆的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则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特点，通过西藏的上层，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其他如在西南地区仍袭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清政府通过封爵、给俸、联姻、朝觐制度等措施，极尽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此外，清政府还在东北、西北、蒙古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

——摘编自张艾力、娜布琪《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材料三   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力更生和开拓进取，加上国家有力的扶持和帮助……新建许多工业项目，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加快了民族地方的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反映了民情，从制度上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

——摘编自陈国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意义》

材料一   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

——《资治通鉴》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

材料一   自王莽摄政以来的陇西“羌乱”无法解决，严重影响东汉政府对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有效管理。公元35年马援被拜为陇西太守。马援到任命，即对陇右诸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决定对诸羌种群中雄傲不羁者，采取军事打击的策略；而诸羌中愿意与汉人平等相处者，则采用政治安抚的方针。先一举解决了先零羌种群骚乱陇西的问题。马援“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致使金城百姓“郡中乐业”。安顿好汉族百姓以后，马援立即利用少数民族内部极易亲和的民俗，派遣归顺汉朝而且很有威望的“羌豪杨封说塞外羌，皆来和亲”，陇西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纷纷来投奔。马援让前来投奔的各少数民族首领保留其酋长的地位并由中央政府赐印绶，极大地增进了陇西地区的民族和睦相处和东汉西部的稳定。

——摘编自施铁靖《试论马援对古代民族地区的贡献》

材料二   1952年，为贯彻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的一部分将士，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1954年，党中央决定将这些退出现役的转业部队集中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兵团在50多年的发展中，正确处理了“屯垦”和“戍边”的关系，妥善解决了兵团发展的定位问题，屯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到1999年，兵团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科教文卫单位，成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摘自白江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