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丈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

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土地清查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三年昆山人郏亶在其《水利书》中提及，太湖一带对高田“设堰潴水，以灌溉之，浚其所谓经界沟，使水周流，于其间以浸润之，立埋门以防其壅。”对水田低地，则兴修大量水利工程，“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深阔而堤岸高厚，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然后择江之曲者决之，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灌泄，不自湍流”，这样塘浦之间，广开圩田。由此，“一夫之田，出米四石”“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

——摘编自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辽宋夏金元卷》

材料二   11~14世纪，在西欧广大地区开始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垦荒运动。垦荒运动刚开始时，大多是农民们悄悄地开垦村边的荒地，以避开领主和管家的监视。然而进入12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领主也裹挟进拓荒大潮，往往还成为组织者，特别是森林和沼泽地的开发。垦荒运动不仅使荒地变良田，还意味着开拓一种不同于庄园经济的新型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新垦区实际上预演了圈地运动时的乡村景观。

——摘编自侯建新《圈地运动的先声：中世纪西欧大垦荒》

材料三   1914年，农业学者彭心如在文章中指出，欧美各邦以“精巧机械运用畜力或凭借汽机电气之力以济人工之穷”，已司空见惯。而中国农界“墨守旧惯”“处于今日交通经济时代，所谓难容身者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中央到县都设立了相应的农业管理机构、农业试验机关。尽管如此，农业经济学家曲直生仍于1944年提出：“育种防腐病虫害各工作，今年已有相当成绩……惟农具问题，至今仍属停滞不进。”

——摘编自李金铮《机械与机械化：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共识及忧虑》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推进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国家在农村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业户籍制度。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农村改革与结构变革主导的农业现代化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不仅使农户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人，而且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是农民离土出村的农业现代化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开始发展，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投入的持续增加，推动了土地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农村改革及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使得机械化投入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

——摘编自刘守英《中国农业的转型与现代化》

材料一   宋代手工业承袭前代较多，无论是官营手工业还是民营手工业都更为成熟。宋代手工业非常繁荣，尤其是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和内部分工细密程度都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北宋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已经会使用隔水仓技术和指南针；南宋时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陶瓷业在当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被誉为“瓷之国”。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两浙丝织产品跃居全国首位，已使用纺车、织机等纺织工具。

——摘编自刘恺等《论两宋经济发达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手工业的形成与罗马帝国影响以及各日耳曼民族自己的习惯延续分不开。西欧各国由于日耳曼人入侵，造成了一定文化断代，导致中世纪初期欧洲各国手工业相对同期的中国起步晚、发展慢。从10世纪到14世纪初，欧洲城市迅速发展兴盛，这些因素带动了欧洲的手工业发展。根据欧洲区域市场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出现了大量的木匠、染工、制皂者、硝皮匠、黄铜匠以及许多其他工人。战争与国内移民等因素又带动了一批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如冶铁、采矿等。公元15世纪，西欧手工业进入繁荣时期。中世纪西欧手工业在生产关系上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手工业严重依附于庄园经济。到了中世纪中期，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放松。直至中世纪后期随着庄园经济受到冲击，欧洲手工业者获得了更加自由的身份，以及一定的经济独立。

——摘编自姚一苇《中世纪西欧与两宋手工业概述与比较》

材料一   明中叶，广东福建地区为了稳定地方局势，转变地方风气，在地方社会中进行了大量的社学建设，成为国家统合东南边疆、加强其对地方社会控制力的软性工具。弘治十七年，正式将儒家日常礼仪列入社学教学内容，对社学童生进行礼仪教育。这种转变意味着明代社学的政治教化模式，完成了由“重法”向“重礼”的转变。通过社学教育，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基层社会，以达减少诉讼，端正风俗的效果，最终巩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明中叶闽粤地区的儒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

——摘编自张昂霄《明清闽粤地区的社学与地方社会》

材料二   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欧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国家的权力，甚至是领主的权力都无法直接影响到下属的农村地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们只能通“巡游制”来管理自己的领土。由于外族入侵，大量村庄被纳入庄园之中，使得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乡村组织有了基本的框架。长期的战乱促使庄园体系扩展，农民出于自身保护的需求不得不接受庄园制度的管理。在中世纪社会中，按照基督教会的理念，人被分为专门从事劳动的农民、从事军事的贵族以及从事祈祷的教士，中世纪中期教会的改革也深刻影响到了村庄的地位。

——摘编自陈若毅《中世纪中晚期德意志乡村组织的变迁》

根据所学知识及右侧示意图，以下表述最准确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