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约1万人；14世纪初期前后，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

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丈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

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土地清查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9－10世纪左右，欧洲一些地区的城市逐渐兴起，并逐渐向欧洲其他地方发展。中世纪的城市通过各种途径摆脱了封建领主的控制，逐渐获得了自治权。这些城市成为逃亡农奴的庇护所，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都是中世纪著名的城市，其中佛罗伦萨等城市后来成了文艺复兴的摇篮。11世纪，一些城市先后摆脱了封建王权、领主或教会的控制，建立了独立自治的市议会。有些城市因为在君主谋求独立之时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君主在掌握政权后，仍然同意了部分城市的自治要求，但要定期向君主交纳费用。有学者指出：“在这些自治或独立的城市共同体中，绝大多数都形成了具有一定民主参与色彩的共和宪政政体，拥有自治或独立的共和式的公权力体制和相应法治文化。”

——摘编自菅从进《西欧城市市民社会的早期宪政秩序和社会成因》等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经济重心、人口逐渐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近代早期欧洲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首先发展起来的城镇大多在大西洋沿岸，商业贸易带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城市建设，这些中心城市后来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从1500年开始人口不断膨胀，迅速从5万人增至65万人，1700年左右成为欧洲最大、最繁忙、最富有的都市。时人有言：“厌倦伦敦亦即厌倦生活，因为伦敦提供了所有的生活。”除了伦敦还有阿姆斯特丹、里斯本等大都市兴起。19世纪工业化之后又诞生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如英国兰开夏纺织区的曼彻斯特、利物浦，西密德兰铁工业区的伯明翰，东北部采煤区的纽卡斯尔等。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文明进程·城市与城市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