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东来，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展示了世界的全貌。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传统中国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萌生。

——摘编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分析说明“中国”内涵的变化。

材料   《尚书》有载：“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以文化程度作为华与夷的界限，但是夏、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

由于西周春秋时期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长期斗争与融合，春秋战国之际黄淮江汉流域广大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由各族融铸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周边的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同时秦楚两国融入中原文化圈，产生华夏认同观念，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华夏认同得以进一步发展，《辽史》中就有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巷山，徙潢河之滨。”“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推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发展。

——整理自教材和教师用书

结合材料解释“华夏认同”的内涵，并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体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凝聚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示成文）

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一   （昭公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问曰）……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左传》

材料二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

材料三   “国民”一词在近代中国刊物上出现的频次颇高。有学者将“国民”与“中华民族”进行对比，发现1921到1949年间这两个词在红色报刊中的出现频次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下表：

——摘编自陈庆涛《红色报刊中“国民”与“中华民族”表述的二重变奏（192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