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一年两熟稻麦复种的耕作方式，但实行之初种植规模并不大。这种耕作方式要求收麦与插秧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完成，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平原地区稻麦复种规模大于山区。南宋时，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量南下。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稻麦复种制得到推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一倍。同时，加大了精耕细作的力度，亩产进一步提高。

——摘编自《中国通史》等

运用材料，自拟一个与宋代江南经济发展相关的题目，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论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 存在着受到王朝特别重视的核心区， 占据这个地区， 足以控制全国。图 10、图11、图 12 是中国古代三个历史时期（秦汉时期、唐末至北宋时期、明清时期）的核心区分布图。

图 10

图 11

图 12

——据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依据上述材料，从中提出一个论题，并结合史实加以阐释（要求：主题鲜明，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成文。）

读图，对比宋元书院的分布提取有效信息，自拟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展开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公元前 344年，商鞅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到全国各地，并采取法律措施，努力督使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得到贯彻执行。商鞅监制的度量衡标准器，现在仍有存世，那就是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商鞅方升上有多处铭文，其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摘编自关增建的《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材料二 东晋时期开始，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长期存在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相对地说，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比较安定。北方的劳动人民大量向南迁徙。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自唐朝中叶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渐渐超过北方。……宋元时期，江南地区已经取代中原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整理自孟庆远等《中国古代史常识》

材料三 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们又是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下表为明代中后期两位人物的言论。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