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以台湾大甲西社为主的多地“番民”（注：原住民）发动叛乱，这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番民”起义。事件初期，“番民”反对官吏苛政酷刑而泄愤报复，焚烧房屋、杀害胥役等，台湾官府持“无足轻重”态度，剿抚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奇仑等社“番民”则主动攻击城镇、伏击官兵等，还出现企图“称王”等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谋逆”性质。各路官员开始“重兵围剿”，以正国法。中央政府也由“依靠官员治理”到“中央介入整顿吏治”。官方举措的变化，一方面是当地文武官员治台观念与举措磨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中央设立巡台御史制度的治理成效。巡台御史作为中央官员，既可弥补百姓对于政府信任与想象的缺失，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蔓延，又利于加强中央对剿抚行动的管控。除此之外，亦有汉人助力官府剿抚。当官兵追贼时，遇义民千余人，执大清旗号，奋勇飞到，协助追剿，且“参将侯元勋连夜带兵并领义民回凤山县保固”。可见民众对于清廷的支持。

——摘编自齐笑婕《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再研究》

材料一   唐朝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如突厥、回纥、吐蕃、靺鞨族等迅速发展。唐朝为加强管理先后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派文成公主入藏通婚，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及医药书籍等，封鞋羯族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太宗被草原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唐王朝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形成大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材料二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的观点，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一：清朝前期，中央设立理藩院统管边疆民族事务，派将军、都统等官员监管边疆军事、民政，颁布《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新疆条例》等法律。蒙古诸部在吸收八旗制度、草原会盟习俗基础上，实行盟旗制度，各旗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各盟、旗不相统属。统一新疆后，在传统伯克制度基础上，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伯克不能世袭，负责当地民政事务。西藏地区，派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并借助宗教领袖教化风俗，实行金瓶掣签制度。西南边疆实行改土归流，设府厅州县，建立保甲制度。台湾、海南地区实行郡县制度。对于边疆民族上层人士，朝廷常邀请其赴京觐见，旅途费用由朝廷承担，觐见时享受盛大宴赏。政府还鼓励内地人口移居边疆，贷给种子与耕牛；在边地创办学校，发展儒学教育。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历代而言最为成熟和完善，体现了清朝治边方略的基本精神，边疆治理也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民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尤为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院的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局，由其负责边疆事务，如发展蒙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出版蒙藏回文的《白话报》，设立蒙藏专门学校，嘉奖边疆地区爱国上层人士，任命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等。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 

 ——摘编自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