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以台湾大甲西社为主的多地“番民”（注：原住民）发动叛乱，这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番民”起义。事件初期，“番民”反对官吏苛政酷刑而泄愤报复，焚烧房屋、杀害胥役等，台湾官府持“无足轻重”态度，剿抚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奇仑等社“番民”则主动攻击城镇、伏击官兵等，还出现企图“称王”等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谋逆”性质。各路官员开始“重兵围剿”，以正国法。中央政府也由“依靠官员治理”到“中央介入整顿吏治”。官方举措的变化，一方面是当地文武官员治台观念与举措磨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中央设立巡台御史制度的治理成效。巡台御史作为中央官员，既可弥补百姓对于政府信任与想象的缺失，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蔓延，又利于加强中央对剿抚行动的管控。除此之外，亦有汉人助力官府剿抚。当官兵追贼时，遇义民千余人，执大清旗号，奋勇飞到，协助追剿，且“参将侯元勋连夜带兵并领义民回凤山县保固”。可见民众对于清廷的支持。

——摘编自齐笑婕《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再研究》

 材料一：清朝前期，中央设立理藩院统管边疆民族事务，派将军、都统等官员监管边疆军事、民政，颁布《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新疆条例》等法律。蒙古诸部在吸收八旗制度、草原会盟习俗基础上，实行盟旗制度，各旗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各盟、旗不相统属。统一新疆后，在传统伯克制度基础上，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伯克不能世袭，负责当地民政事务。西藏地区，派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并借助宗教领袖教化风俗，实行金瓶掣签制度。西南边疆实行改土归流，设府厅州县，建立保甲制度。台湾、海南地区实行郡县制度。对于边疆民族上层人士，朝廷常邀请其赴京觐见，旅途费用由朝廷承担，觐见时享受盛大宴赏。政府还鼓励内地人口移居边疆，贷给种子与耕牛；在边地创办学校，发展儒学教育。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历代而言最为成熟和完善，体现了清朝治边方略的基本精神，边疆治理也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民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尤为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院的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局，由其负责边疆事务，如发展蒙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出版蒙藏回文的《白话报》，设立蒙藏专门学校，嘉奖边疆地区爱国上层人士，任命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等。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 

 ——摘编自孙宏年《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等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提出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会议的主张。1912年颁布的《参议员选举法》和《众议员选举法》中，在参众议员的分配问题上，还规定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

——摘编自刘卫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