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表4所示为唐朝(含武周时期)统治者对不同学派(宗教)的态度(部分)。

表4

阅读材料，在表中任选一位统治者，指出其在位时儒、佛道三大学派(宗教)受官方重视的程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简要说明。(要求：重视程度按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说明须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   董仲舒“推明孔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继承并发展孔孟荀的思想主张，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新儒学理论体系。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说，就深受孟子、荀子人性论的启示和影响。虽然董仲舒在构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也吸收融合诸子思想，但这种吸收和融合只是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是为了辅助和巩固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二、在国家选士、教育内容和统纪法度上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家经学为统一标准。“推明孔氏”将儒学从与诸子百家平行的位置提高到主导的位置，使儒家学说地位得以提升，为其成为“一尊”奠定基础。

——摘编自欧亚琴《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

材料二   唐代佛教大盛，儒学门庭冷落，“不过，儒学在中唐后仍然出现了一些生机”。这生机之出现，便有韩愈及其弟子之力。特别是韩愈，他不遗余力地抑制佛教的强势发展，接续道统，与佛教争正统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唐儒学复兴之生机，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佛教，但却“为宋明时期儒学的再度复兴作了思想的铺垫”。正是韩愈崇儒排佛，创建并守护道统，儒学才能在唐代儒释道三元一体的大格局下保持正统地位，进而使得宋代充满文化自信，在其频遭游牧民族入侵、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仍能坚守儒道，并吸收禅佛思想而创立宋明理学，儒学也得以再度复兴，走向辉煌。

——摘编自甘也达《韩愈刺袁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一   汉代统治者认为，“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众所周知，汉代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从家庭层面，“父为子纲”，儿子要尽孝；国家层面，“君为臣纲”，臣要尽忠。对一个人来说，忠与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忠与孝的本质是相通的，只不过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是一个孝子、忠臣必须恪守的伦理义务。

——摘编自孔祥安《汉代忠君伦理的发展与强化》

材料二   依照儒家学说，忠、孝是一组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观念，但自东汉后期特别是入晋以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士人的忠君观念逐渐淡化，他们对国家易姓多坦然处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更迭快、寿命短，远比不了宗族源远流长，因而人们很自然地重视宗族，依附宗族，这是宗族决定人的命运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甄静《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材料一 纵观唐代儒学，曾出现过两次复兴高潮。第一次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当时唐政权建立不久，隋弊未除．唐太宗听取魏征建议，推行重儒的政策，反对霸道实行王道，于是儒风大行。第二次是在唐中期贞元、元和年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财赋不输中央，造成政府财政拮据。又因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逃亡，而寺院经济却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加之边疆多事，朝廷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因而急需整顿颓坏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社会纲纪，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这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韩愈提出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家的“法统”，开启了“道学”的先河；柳宗元等人则提出“统合释儒”，其目的是取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用以改造、丰富、振兴儒学。

——摘编自杨荫楼《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材料二 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改造为玄学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其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发愤图强等性格。同时应该看到程朱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即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泯灭。

——摘编自宋钦顺《浅谈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发展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