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远离朝政、逍遥自然成为士人的追求。他们赏识能够洞察世事的女性。他们对女子的评价也打破“三从四德”的标准，赏识知晓道义、忠正廉洁的女性，以衡量君子德行的准则去评判女子。他们注重内在修养。明理善辩的女性得到了士人的赏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

——摘编自王阳《从＜世说新语·贤媛＞看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材料二   盛唐女子在着装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大胆的反传统意识，将开放性元素使用在服装之上，描绘着盛唐面貌。（一）女着男装。盛行于开元天宝年间，首先流行于宫中，后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二）胡服。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交往甚多，丝绸之路上商队络绎不绝。在陕西昭陵唐墓出土的陶俑中，那些窄袖紧身、脚穿皮靴的妇女形象，就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写照。（三）袒露装。……（四）女着戎装。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妇女尚武的习俗在这一时期仍得以流行，妇女特别喜欢穿戎装。

                                                                                                                                                                                      --摘编自何琳《从张萱<捣练图) 看唐朝女子的着装》

材料一   宋代，大量的乡村人口转入城市并最终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一现象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折射。宋代农村人口增多而土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使得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走向城市谋生；与此同时，城市工商业发展较为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自来宫中赈济，多止在城郭，而不及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吸引宋代农民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人口户籍制度的放松也是农民涌入城市不可忽视的因素，北宋朝廷曾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摘编自刘冀徽《从农民人口流动探析宋代经济发展规律》

材料二   宋代的流动人口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地，可称之为经济型流动人口。由于宋代人口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城郭已不合时宜，于是城市开始延伸至旧城郭之。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入数量甚多，还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兴起。经济型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商业活动，促进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满足了人民的各种需要。同时，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城市生活方式辐射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大冲击。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   北宋建立后，浙东沿海地区（越、明、台、温四州）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在此基础上，浙东沿海一带的市镇开始勃兴。据记载，北宋时的越、明、温、台四州市镇分别只有9、3、7、9个，到南宋时已分别拥有53、143、9、81个。北宋熙宁十年，浙江地区设有税务的市镇平均年商税额为3179.4贯，而越州为12082贯，到南宋初年其已增至21652贯。当时，这些地区的酿酒业、造纸业、印刷业、皮革业、制漆业、竹编业、制扇业等都相当发达。北宋时，全国市舶司收入最高额为63万贯；南宋时，到高宗末年，就已达200万贯，这其中明州、温州等无疑占了主要部分。在此背景下，温州不仅寺院“庄严冠于二浙，焚修闻于四方”，而且“士气浸盛”，至南宋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摘编自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