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面是西方报纸、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描述。

1979年

美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被‘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1985年

英国《金融时报》：“在全中国，即使是很小的工厂，也在寻找外国合资者，以帮助他们实现企业现代化。”

美国《新闻周刊》：“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1993年

美国《纽约时报》：“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1999年

美国《财富》：“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2005年

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世纪”为总题，“未来属于中国吗？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

——摘编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三年昆山人郏亶在其《水利书》中提及，太湖一带对高田“设堰潴水，以灌溉之，浚其所谓经界沟，使水周流，于其间以浸润之，立埋门以防其壅。”对水田低地，则兴修大量水利工程，“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深阔而堤岸高厚，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然后择江之曲者决之，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灌泄，不自湍流”，这样塘浦之间，广开圩田。由此，“一夫之田，出米四石”“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

——摘编自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辽宋夏金元卷》

材料二   11~14世纪，在西欧广大地区开始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垦荒运动。垦荒运动刚开始时，大多是农民们悄悄地开垦村边的荒地，以避开领主和管家的监视。然而进入12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领主也裹挟进拓荒大潮，往往还成为组织者，特别是森林和沼泽地的开发。垦荒运动不仅使荒地变良田，还意味着开拓一种不同于庄园经济的新型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新垦区实际上预演了圈地运动时的乡村景观。

——摘编自侯建新《圈地运动的先声：中世纪西欧大垦荒》

材料三   1914年，农业学者彭心如在文章中指出，欧美各邦以“精巧机械运用畜力或凭借汽机电气之力以济人工之穷”，已司空见惯。而中国农界“墨守旧惯”“处于今日交通经济时代，所谓难容身者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中央到县都设立了相应的农业管理机构、农业试验机关。尽管如此，农业经济学家曲直生仍于1944年提出：“育种防腐病虫害各工作，今年已有相当成绩……惟农具问题，至今仍属停滞不进。”

——摘编自李金铮《机械与机械化：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共识及忧虑》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推进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国家在农村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业户籍制度。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农村改革与结构变革主导的农业现代化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不仅使农户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人，而且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是农民离土出村的农业现代化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开始发展，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投入的持续增加，推动了土地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农村改革及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使得机械化投入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

——摘编自刘守英《中国农业的转型与现代化》

材料一   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他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黄新文家的三个劳动力，去年参加队里劳动，共做了二万一千多个工分，加上家里向生产队交粪肥所得的报酬，两项共收入三千一百多元。二是他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展家庭养猪……黄新文对养猪很有研究，一头小猪喂上半年，便可长到一百五、六十斤重。去年他家出售肥猪二十一头，肉重三千六百多斤，其中一半交售给国家，一半上农贸市场出售，共收入五千二百多元，扣除买饲料、猪苗等成本外，纯收入为一千七百多元。三是他家还养了鸡鸭，培植蘑菇，种蔬菜……这几项生产共收入一千三百多元，扣除成本二百多元，纯收入为一千一百多元。

——摘自《人民日报》1979年2月19日

材料二   1980年，一部分农民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发展专业经营、进入城镇搞特色经营，率先富起来，并出现了“万元户”的新名词。《人民日报》也开始出现“万元户”的宣传报道，至1984年达到116篇。1985年，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现在“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学者白南风、刘永川也发文指出“（部分报道）特书某农户、某村庄或企业改革后如何如何“暴富”，万元户、万元村以至洗衣机村、电冰箱村、彩电村等等随处可听可见。甚至把万元户的概念搬进城来，如科技万元户之类。”1985年初，中宣部要求不要过分宣传“万元户”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万元户”的相关报道逐渐减少。

——摘编自储著武等《1985年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考释》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