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2月，当鸦片战争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为了英国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这就是西方学界十分流行的“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中西文化观念不一，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方人难以接受。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亚当斯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

材料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任意选取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 (要求：写出选取的角度，分期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据，逻辑清晰)

材料

——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清朝君臣对《南京条约》的看法，并进行评论。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材料   晚清报人群体的演进

——据付登舟、赵晨韵《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西周建立后，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其中，政治安全又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具体内容包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借助国民对天神和祖先的信仰强化政治势力、构建礼乐制度以明确等级秩序等。据《周礼·天官》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西周时期还未实现国家“大一统”，各地军事上冲突不断，周王从制定军事礼仪、统筹部署国家军事力量等方面形成相应的军事安全思想。为维护西周社会安全，周人形成以神权政治和社会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进一步围绕阴阳和谐观念构建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打造了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思想底框。

——摘编自辛文、韩鹏杰《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逐步发生嬗变。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官员们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并学习西方。自此，中国开始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与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和互动。同时，有识之士对发展的认识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面，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1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阿古伯“政权”作乱及日本入侵台湾的陆海紧张局势之下，出现“海防”与“塞防”之辩。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但是，这种折中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匮乏的问题，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甲午战争中塞防与海防皆失的尴尬局面。

——摘编自王熙《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