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内容简介：近代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国人参加欧洲各国的宫廷舞会、交际舞会会有怎样的感受？在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西方交际舞的传入在社会各界会引起怎样激烈的矛盾与斗争？求学海外的第一拙专业舞蹈家怎样使西方舞蹈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中国的新舞蹈艺术？在《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中，也许您能找到一些答案。

摘编：鸦片战争之后，屡遭西方列强侵略的清王朝，已经完全处于“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境地。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与督促下，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团。这些使团的人员，亲历西方，实地考察、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并且由于官方的派遣、特殊的身份，被邀参加了许多宫廷、贵族、富商等举行的交际舞会，也被邀请观看了许多舞蹈演出，在他们的日记、随笔里，我们发现了近代国人走向世界，接触、了解西方舞蹈的最初的足迹。

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成为国人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由陌生、新奇、甚至排拒到交流、融合这样一个大趋势。虽然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是却打破了中国城市民众精神世界的封闭、单调与宁静，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和仿行西洋生活方式，并顺应中国文化加以改易和创新，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抑或逐渐衰微、消亡，抑或适时增添了不少新内容而发生着变异。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由此日益走向西化、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国社会呈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改编自张艳《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化外人”概念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律》，对于中原王朝，“化外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识中原礼仪，故而在法律中予以单独规定，区别对待。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大量海外国家、周边藩国和部族的“化外人”来到中国，为能够更好地协调“化外人”与本土百姓间发生的纠纷，有必要对“化外人”进行专门立法规定。从律文本身到统治者的政策态度，对“化外人”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包容，彰显了开放的胸怀，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些规定，吸引了大批“化外人”来华经商、从政，有些甚至长期定居中国，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材料二   明朝仍然参照唐律制定本朝律法，但“化外人”的概念及律文相关规定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辽、西夏、金和蒙元的统治，民族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增强。许多原中原王朝的周边部族和国家在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期间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化外人”单独设立条款予以特殊对待的必要性下降。

材料三   1906年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规定的《中外交涉案件处理规则》中确认：“凡关涉外国人案件具依现行条约审讯”；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一律由其本国领事按其各该国法律审理等等。

——上述材料皆摘编自管伟康《“化外人”规定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民族危机深重，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外患环生，内乱叠起，法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及西方法律的输入。特别是20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法律有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开阔视野。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这种努力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也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失误，一度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到了紧迫关口。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而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长期所谓“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稳定，都表明一种“非西式的民主”正在兴起。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影响力，适逢其时。

——摘编自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材料三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1988年，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3年，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时期以来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特别是经济方面，制定了《商标法》《会计法》《审计法》《银行法》《保险法》《计量法》《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1979—1997年，全国法院工作人员从5.8万人发展到29.2万人。到1996年，全国专门的检察人员发展到15.7万人。

——摘编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

材料一   英国重商主义相关政策中，集中办理了特许证，鼓励商人建立有效的商业公司，开展更加多元化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还针对具体问题集中颁布了航海法案，也导致其开始独占航运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地运行政治和外交机制，旨在更好地获取欧洲大陆展开贸易运营的商务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整体经济贸易环境。在推进重商主义的过程中，英国各个行业已经在沿袭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尤其是工商业，在运行重商主义方面呈显出不同的格局。追溯英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5世纪的圈地运动开始，英国从农业项目的经营模式改良，到资本主义革命的推行，所有的经济发展决策都离不开重商主义的影响和引导。到了17世纪初，英国的农村只剩四分之一的土地依旧用于农业，导致大批量的农业人员离开家乡，流离失所，整个英国农业经济也呈现出高度萎缩的状态。

——摘编自杨寒《试论近代英国的重商主义》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入关，中国重商主义思想兴起。郑观应主张摒弃“崇本抑末之旧说”，“大力振兴商务”。康有为指出以商立国是救亡图存的良策，提出一系列新措施。甲午状元张謇从官场跳出，把全部精力用在经商事业上。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支持实业的发展。但是自汉而始，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形成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中形成了士农工商为基础的有序结构模式，限制了新的经济因素的成长，民族工商业发展缓慢。长期的封闭锁国使中国对外了解有限，固守封建观念的体制官僚排斥任何新的信息。中国是帝国主义货币积累链上的一环，不平等条约导致外贸入超和白银外流，外商还恶意倾轧中国企业。1874年轮船招商局的船只由初创时期的12艘增至30余艘，外国轮船公司以消减运价挤压，致使轮船招商局债台高筑。重商思潮呼声微弱，自身观点分散，不成体系，始终无法成长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中国重商主义在遭到强大的阻隔力量以后没有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形态的强有力武器，资产阶级最终也没能领导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摘编自梁莹《试论中国近代商业思想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