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游牧民族打破了“与中国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于是，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与此反观照，汉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势能文化，并充分展现出其优胜性。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文化冲突中潜下改变自身原有文化心理结构，从对方吸收于已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人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的汉化措施

并指出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

材料　庙号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仿中原传统制度设立太庙，早先草原部落联盟时代的首领以“太祖”“高祖”等庙号受到祭祀，他们的子孙被封为王公，享有政治军事特权，成为北魏政权的统治支柱。孝文帝下令改革庙号，宣称按“宗有功、祖有德”的原则，推最先实现在中原进行统治的拓跋珪为太祖，不再为拓跋珪以前的祖先设庙祭拜。因太祖拓跋珪以后只有五位皇帝去世，为了不违“天子七庙”这一儒家礼制，孝文帝甚至前无古人地在太庙中为自己虚设一庙。庙号改定后，孝文帝下令，“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公、侯、伯者，皆降一等。

——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概括孝文帝庙号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推行庙号改革的意义。

材料   拓跋鲜卑成“五胡”中最迟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在其他民族已融舍入汉族的情况下，鲜卑面对的已不是如北方那样与自己语言、习性相似的人群，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体。这个交融体迥异于自己，鲜卑完全成为交融体圈外的人。在这样一种统治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北魏政权只有采取汉化道路，才可能赢得汉族地主的支持，也更容易为比鲜卑更早进入中原的北方其他各族接受，民族矛盾也因此暂时会淡化，北魏政权或许可以维持下去。正基于此，北魏孝文帝在进行其他方面改革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对北魏民族关系进行调整，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土建化过程，便利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摘编自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阅读以上材料，围绕其主题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材料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与汉族交融的政策。当年十二月，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规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禁说鲜卑语，定汉语为法定语言。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为妃以充后官，并亲自为皇室兄弟们婚配。六个王妃中五个都是来自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些形式上的改变，孝文帝开始尝试将汉族儒家伦理道德逐渐融入北魏社会中去，用礼乐制度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用道德规范约束境内各族人民，在生活和精神层面上促进鲜卑族走上交融的道路，逐步确立北魏封建统治的正统地位。

——摘编自何德章《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材料一   拓跋焘（408-452）在位期间，鲜卑政权的统治重心逐渐由阴山以北向中原转移。为适应这种需要，他废止了掌管朝政的六部大人官，重新设立尚书省，新置秘书省；改定律令，将儒教观念引入新制定的法律条文之中。他还积极笼络世家大族，世族人士应召入平城者达数百人。他们最初大都被安置在中书省和秘书省，其中很多人被任命为中书博士。他们或参议政事，或掌管图书秘籍，或从事教学活动，平城一时间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南凉被灭后，河西地区的世族人士也大都被迁入平城。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北魏确立在中原的统治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据史书记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这一情况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道路，一方面是要改变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淹没在宗族体系之中。秦自商鞅变法后，确立了以夫妻为核心的两代层结构小家庭。它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是户籍的最基本单位，在经济上成为一个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实体，在伦理上又是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中，分散的个体小家庭成为社会政治的出发点，在一定范围内的家际关系也由原来的充满血缘情感而变为浓厚的地缘社会政治色彩。

——整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二   北魏建国之初，由于刚由原始社会脱胎不久，在婚配上尚带有原始的遗风，部族内部通婚现象仍广泛存在。孝文帝即位不久，就诏令禁绝同姓相婚，令下后如仍有犯者，处以绞刑。他认为北魏社会，由于婚嫁越轨，使“贫富相高，贵贱无别”的等级不分明状况愈来愈严重，为此，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等士族与百公伎巧卑姓为婚。除此之外，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5个皇弟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室女大约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于是，鲜卑族王室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改编自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